“反叛者”的背叛

从海特-阿什伯里之死看“迷幻复兴”

/ Lecture Notes
ABSTRACT

本文以 20 世纪 60 年代旧金山迷幻反文化与当代微剂量实践的转变为对象，追问致幻剂为何从挑战秩序的象征转化为日常自我调节技术。文章综合 Fisher 的“压力私有化”与韩炳哲对功绩主体的分析，提出“化学管理的原子化”这一框架，用以描述系统性矛盾被转译为个体内部、可借化学手段处理的问题。通过考察微剂量实践中的自愿、量化与优化，并重读海特-阿什伯里的历史，本文指出，两个时代并非药物实践的简单延续，却都包含以主体内部转化回应社会问题的结构。当内在改变被视为制度行动的充分替代时，政治行动的对象与必要性可能受到削弱。致幻剂角色的变化并非源于药物本身，而反映了不同社会结构赋予化学实践的目标。

CONTENTS

本人于 25-26 春季学期选修了由米真老师开设的“药物”主题《写作与沟通》课程，获得了 A- 成绩。本文公开我的课程终稿；公开版删去了课程提交材料与个人信息等，并修改了部分排版。AIGC Warning.

关键词： 迷幻剂；微剂量；海特-阿什伯里；压力私有化；化学管理的原子化

一、引言

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，致幻剂进入旧金山反文化的公共舞台。Kesey 与 Merry Pranksters 举办的 Acid Tests 把迷幻体验带入集体空间；1967 年夏，海特-阿什伯里成为反文化圣地，LSD 也被赋予挑战既有秩序的政治意味。同年 10 月，一场象征性的“嬉皮士之死”葬礼穿过海特街，试图埋葬一个已被大众传媒定型并消费的身份。[1]

进入 21 世纪，随着致幻剂临床研究重启、治疗话语扩张以及商业和大众文化关注上升，致幻剂重新进入公共视野，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“迷幻复兴”。本文并不考察这一复兴的全部面向，而将微剂量视为其日常化的一种突出形态。[2]“微剂量”通常指服用远低于完整剂量、意在避免明显幻觉的一小部分剂量；它常被周期性重复，但没有统一标准。[3]2025 年 9 月，RAND 对 10,122 名美国成年人的全国代表性调查估计，约 955 万人，即成年人口的 3.7%，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有一天自报微剂量使用裸盖菇素、LSD 或 MDMA。[4]这说明微剂量已经不能只被视为少数人的地下实验，尽管并不能证明微剂量在大众尺度下有稳定实践。另一项全球在线调查则显示，一般福祉与提高生产力为微剂量使用者的常见动机。[5]治疗与增强由此被置于同一套使用话语之中：致幻剂正被塑造成管理情绪、福祉与工作能力的日常技术。

为什么致幻剂在两个时代被赋予了近乎相反的角色？为什么曾被视为挑战秩序的手段，如今却越来越像适应生活的自我调节？

答案不在药物本身。致幻剂既没有在六七十年代天然“叛逆”，也没有在今天变得“温顺”。本文提出“化学管理的原子化”这一分析框架，用以描述一种结构性转译：系统性矛盾被重新定位为个人内部、可借化学手段处理的问题。当内在转化进一步被当作制度行动的充分替代时，政治行动的对象与必要性便可能同时受到削弱。本文将从当代微剂量实践出发，辨认这一结构如何运作，再据此重读 60 年代，检验那场以反叛为名的化学实践是否已经包含今日转向的部分条件。

二、理论框架

“化学管理的原子化”由两个理论问题交汇而成。其一是 Mark Fisher 所说的“压力私有化”：劳动条件的恶化及其造成的焦虑、抑郁与绝望，被重新解释为个人脑化学或私人经历的问题。其二是韩炳哲对功绩主体的分析：主体自认自由，主动把自我管理、量化与优化当作自己的事业。前者说明社会痛苦如何被移入个人内部，后者说明主体如何经营这个被个人化的问题。“化学管理的原子化”是本文为分析微剂量实践所作的综合。

Fisher 的分析揭示了化学自我管理得以显得合理的一个前提。当社会性痛苦首先被识别为个人内部的问题，改变自身便比改变产生痛苦的结构更容易进入可想象的方案。[6]微剂量并非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，但确为压力私有化语境下的主体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。本文将这种社会矛盾向个人内部的转译概括为“原子化”。

微剂量的实践特征使它适合被纳入日常自我管理。使用者可以自行选择剂量、频率与组合，并通过情绪、注意力和身体感受判断效果；调整对象首先是自身状态，而非外部处境。[7]这里所说的“适合”更多是药物形式与一种既有主体姿态之间的契合；致幻剂在两个时代被赋予不同角色，取决于人们在何种问题框架中使用它。

韩炳哲的分析进一步提供了三个观察维度：主体是否主动承担自我管理，如何借数据和指标认识自身，以及改善自身的要求是否具有外部终点。[8]本文分别将其概括为自愿、量化与优化，并将它们接入微剂量材料语境，分析化学管理的具体运作。

Reddit 用户 MentalBlock66 的连续记录可以让这一框架变得具体。他自述长期受抑郁困扰，并称自己在接触微剂量前已经用 Goldberg 抑郁量表自评约二十年。2020 年底，他开始自行种植、研磨和称量裸盖菇，按剂量与间隔记录反应；一个月后，又用量表曲线解释自己的主观改善，同时承认安慰剂、愿望性思维和既有下降趋势等不确定因素。几个月后，他开始咨询完整剂量体验；但这已经属于另一种实践，不应与微剂量混为一谈。[9]这条时间线说明，微剂量并未凭空制造一个量化主体；它进入的，是一个早已习惯测量、比较与自行管理的主体。这个案例在自愿与量化层面已经足够说明问题；至于优化与自我剥削的更典型形态，将在生存形态一节以另一位使用者为案例展开。

本文亦需区分化学行为与政治行为。前者指主体如何借化学手段管理自身，是本文跨越两个时代比较的对象；后者指主体如何对待制度与公共秩序。福柯关于规训权力的研究有助于理解 60 年代反文化所面对的制度、规范与主体生产机制，但本文不以此直接解释药物使用本身。[10]换言之，Fisher 与韩炳哲提供的是分析化学行为的工具；福柯在本文中主要用于说明 60 年代的政治语境。两种行为在 60 年代语境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彼此错位。

下文将依次考察当代微剂量实践中的自愿、量化与优化，再回到 60 年代，检验两种相距半个世纪的化学实践究竟共享了什么，又在哪些地方不能被化约为同一个故事。

三、主体姿态

化学管理首先表现为一种自愿的主体姿态。但“自愿”决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自由选择的胜利，也不能被抹成受骗后的虚假意识。真实的痛苦、主动的选择与结构性的导流可以同时存在。Fisher 所说的压力私有化，正提供了理解这种并存的起点：当社会痛苦被定位于个人内部，主体便更容易主动承担解决它的责任。[11]

RAND 的调查表明，微剂量已经具有不可忽略的社会规模；Syed 等人的调查则显示，一般福祉与提高生产力同时进入了使用者陈述自身动机的语言。[12]两组材料由此勾勒出一种主体姿态：微剂量并非作为外部命令降临，而是被主动寻找、解释和安排为改善自身的手段。韩炳哲的功绩主体分析正在这里获得解释力。权力不必总以外部命令出现；当改善自身被理解为个人责任，主体便会主动承担相应的管理劳动。

这种主动性在严重痛苦中尤其清楚。2026 年 6 月，一位 Reddit 用户在 r/microdosing 板块发帖称，自己服用 Zoloft 五年多，经过八个月减量后已停药约三十天，正经历严重而持续的戒断感受：大脑仿佛瘫痪和耗竭，完成基本任务时肌肉发抖，体力不足。他曾在减量期间尝试裸盖菇微剂量，并在完全停药后试过 0.05 克和 0.03 克；据其自述，服用当日和次日反而更加抑郁，神经疲劳也没有改善。[13]

这则帖子中没有对医学机制的严格探讨，却展示了问题如何被组织。发帖者和评论者讨论的主要是是否继续尝试、怎样调整剂量、菌株、间隔或组合，以及应否换用其他物质；意见彼此矛盾，也有人强调社交和日常活动的重要性。讨论并未否决现实中的其他帮助，但痛苦仍主要被处理为下一轮个人实验的问题。一种药物留下的困境，被设想为可由另一种药物修复；新尝试失效后，解决方案仍容易停留在路径内部。

发帖者面对的痛苦是真实的，寻求缓解也完全正当。本文批判的是一种问题转译：当化学调整成为最容易被看见、讨论和执行的方案时，痛苦所处的医疗、社会与制度环境便可能退到视野之外。主体确实自愿行动，但自愿行动的可选范围并非由主体单独创造。[14]半个世纪前，Leary 的“turn on, tune in, drop out”已经表达了另一种主动的内在转向；当代微剂量只是把这种转向安置进更细密的日常管理。[15]

自愿选择化学管理之后，新的问题随即出现：怎样判断它是否有效？对效果的确认需要把模糊体验转成可以记录和比较的对象，这将主体推向量化。

四、认知方式

微剂量的效果充满不确定性：剂量因人而异，反应可能波动，主观改善也难与期待、生活变化和安慰剂效应分开。身处这种不确定性之中，主体自然会寻找一些可以把握的东西。量化因此并非纯粹的外部强制，它回应了使用者对确定性的真实需要。[16]

Anderson 等人 2019 年的研究展示了这种转译如何进入科学语言。研究者收集 278 名微剂量使用者的开放式自述，再将其编码为可计数的收益与挑战类别；其中约 26.6% 的报告被归入“情绪改善”，约 14.8% 被归入“专注改善”。[17]这些数字描述的是报告类别的分布，不是经对照实验确认的疗效。它们的意义在于，原本松散的体验由此获得了可汇总、可比较的形式。

个人实践中的量化有时更为细密。一位 Reddit 用户称，他以约 35 克干燥裸盖菇和 400 毫升酒精制作冷浸酊剂，估算每毫升的裸盖菇素含量，把一次剂量拆成八至十滴，并搭配咖啡、猴头菇与虫草，以调节情绪、创造力和精力。他为溶剂浓度、滴数、给药节奏和协同成分安排了近似实验的协议，却也承认蘑菇效力与萃取效率都没有经过检测。[18]数字在这里没有消除不确定性。它们首先提供的是可控感，以及一套可以向他人传达经验的语言。

受控研究对微剂量的检验，同样揭示了这种不确定性。de Wit 等人在健康成人和有限给药周期内，未观察到重复低剂量 LSD 对总体情绪及多数认知指标的显著改善；Szigeti 等人的自我盲法研究中，微剂量组与安慰剂组都较基线改善，但总体收益没有显著组间差异；Kuypers 等人的综述认为定义、风险和长期影响仍缺乏充分证据；Polito 与 Stevenson 的纵向研究则得到较预期更窄且彼此混合的结果。[19]这些研究足以说明，流行叙事中似乎确定性的微剂量药效，并未得到同等强度的研究证据支持。

科学研究与个人记录在这里共享了一项基本操作：它们都把微剂量的意义转化为个体身上可以测量的效果。科学研究有充分理由检验情绪、认知等指标；但当争论始终围绕“微剂量能否改善个体”展开时，另一个问题便留在了视野之外：为什么个体改善本身会成为理解和回应痛苦的优先尺度？科学可以检验优化是否发生，却不会仅凭这些指标回答优化为何成为问题框架。量化由此不仅整理了经验，也预先规定了什么样的变化能够作为答案出现。[20]

一份在微剂量社群中流传的 Microdose Tracker 更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张力。表格设置十分制评分、基线与疗程后比较，要求记录情绪、专注、精力、睡眠、压力等指标；它同时保留意图书写和开放式反思页。[21]表格表明，量化与叙事并非只能二选一：预设指标组织着观察，空白页则允许写下无法被数字捕获的变化。

因此，量化并未吞没全部经验。更准确地说，它完成了一次转译：痛苦被变成个人可以追踪、比较和调整的指标，同时仍留下不被指标穷尽的叙述。主体从中获得了某种把握，也保留了怀疑和余量。然而，一旦自我成为可以持续测量的对象，它也就更容易成为可以持续改善的项目。

五、生存形态

量化并不必然导向自我剥削，但它为持续优化提供了条件。当治疗、增强与道德化的自我改善被放入同一套指标，照顾自己与投资自己之间的边界便开始变得模糊。[22]

一位账号已经删除的 Reddit 用户曾以“微剂量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”为题，叙述自己在低剂量 SSRI、Adderall 与裸盖菇微剂量并用的情况下，情绪、专注、工作表现和日常功能都有改善。他还把戒除酗酒倾向、培养习惯和“成为更好的人”放入同一叙事。在回复中，他称自己曾多次加入或移除微剂量，并据此把它理解为持续有效的变量，同时也承认它并非万能疗法。[23]这套个人实验的个案中，治疗抑郁、提高专注、改善工作与追求更好的自我，已经难以分开。

韩炳哲所说的功绩主体，既是管理者，也是被管理的对象。自我优化的问题不在于改善本身，而在于它缺少明确的外部终点：今天的情绪、专注与功能有所改善，新的结果又可能成为下一轮比较的基线。微剂量由使用者自行安排并嵌入日常，因而能够参与这种持续管理。它不必强迫主体，主体自己便会调整协议、追踪反应、寻找更好的状态。[24]

“治愈即杀害”在这一限定意义上成立。治愈本身不是暴力，追求改善也不是错误；风险来自治疗与无界优化的合并。当每一次改善都重新定义“正常”，照顾自身便可能滑向永无止境的自我改造。耗竭正是这种结构包含的可能性：主体不断投入管理劳动，却越来越难回答何时已经足够。[25]

前文 SSRI 戒断中的使用者提醒我们，化学自我管理首先可能是一种求生行动，而非职业竞争。因而本文的判断只在一个条件下成立：当个人状态的改善被当作回应痛苦的主要形式，并进一步替代了对外部成因与制度行动的追问，压力私有化才得到最充分的展开。

60 年代的迷幻实践同样包含改善的愿景，但它的目标并不只是个人生产力。许多参与者希望借意识转化抵达一种更完整的生活，甚至更好的共同体。[26]正是这一差异，使六十年代不能被简单写成当代微剂量的前史；也正是这一差异，让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结构联系值得重新检验。

六、反观 60 年代

在 60 年代的重读中，化学行为与政治行为应当得到区分。本节主要考察嬉皮士如何理解和使用致幻剂，而嬉皮士的反战、共同体实验、免费服务等公共行动落入政治行为的框架。本文欲检验的是：当致幻剂被当作改变主体乃至社会的重要手段时，社会矛盾是否也可能被移入个人意识之中。

Kesey 与 Merry Pranksters 的 Acid Tests、1967 年 1 月的 Human Be-In、Leary 在会上公开传播的“turn on, tune in, drop out”，以及随后的“爱之夏”，使旧金山迷幻文化以集会、音乐和街头生活的形式进入公共视野。[27]许多参与者主动追寻致幻体验，相信意识的改变能够改变生活，甚至参与社会变革。[28]从本文的三个维度看，自愿最为明确；“意识”成为解释个人与社会问题的一项集中尺度；优化所指向的，是更完整的生活与更合乎乌托邦的共同体，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个人绩效。

这种对应不等同于当代微剂量实践已经在 60 年代预先成形：彼时没有微剂量协议、数字化追踪和功绩社会语境，经营内在状态的技术、政治目标与社会条件也不相同。然而，这些差异之下，是一个更基础的对应：两个时代都把主体内部的转化设想为改变生活乃至社会的起点。[29]

这场运动也没有沿着单一的药物因果线走向衰败。到 1967 年夏秋，安非他命，尤其是甲基苯丙胺，在海特迅速扩散，短效巴比妥类药物的滥用也随之增加；后者还常被用于终止持续使用兴奋剂后的“speed run”。[30]与此同时，媒体把街区塑造成可供观看的奇观，游客、商人与逐利者涌入，人口过载与资源压力加剧。[31]新左派与嬉皮士的路径差异也日益清晰：前者更多诉诸制度、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抗争，后者则更多通过文化、生活方式与共同体实验挑战主流秩序；两者彼此交叠，却从未完全重合。[32]1967 年 10 月 6 日，旧金山无政府主义街头行动团体 Diggers 抬着一具装满嬉皮饰物的棺材穿过海特，为这个“大众媒体忠诚的儿子”举行象征性葬礼。[33]

在这些历史条件下，“化学管理的原子化”作为一种后来的解释模型，提示我们注意一处错位：政治愿景指向制度和共同体，化学路径却首先作用于个体的意识与感受。当内在转化被赋予过多政治期待时，改变社会的任务便可能被压缩为改变主体自身。本文所谓古今“同构”，也只限于这项逻辑，并不意味两个时代的行为、语境或结果完全相同。[34]

反例进一步规定了这个判断的边界。Stephen Gaskin 等人建立的田纳西公社 The Farm 的共同体实践、Diggers 的免费食物与 Free Store，以及嬉皮文化更广泛的政治效应，都说明迷幻体验并不天然把人推回私人世界；它也可能被纳入责任、互助与公共行动。[35]因此，问题不是“服用致幻剂必然取消政治”，而是当化学性的内在改变被当作制度行动的充分替代时，政治矛盾才会被进一步移入个人内部。公共行动越真实，这种化学路径与政治愿景之间的错位反而越清楚。

嬉皮士的政治意图、迷幻体验与退出主流生活的决断都不必被判为虚假，海特-阿什伯里的历史也不能归结为一群人受骗后自我毁灭。它留下的警示更加有限，也更加严峻：真诚的内在改变并不会自动兑现制度性的政治承诺；当两者被等同，化学手段就要承担它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。半个世纪后的微剂量实践并非简单重演六十年代，却使这种错位以更日常、更个人化的形式再次显现。

七、结论

自愿、量化与优化构成了化学自我管理的三种相互关联的运作方式。主体主动选择，借指标确认效果，并可能在持续改善中不断重设基线。它们共同揭示一种结构性风险：社会痛苦被转译为个人内部的化学问题，内在转化则可能取代对外部成因与制度行动的追问。

回到标题。“反叛者”并非嬉皮士，而是被赋予反叛角色的致幻剂；所谓背叛，也不是分子的意志。真正发生断裂的，是政治愿景与化学路径：人们期待一种作用于主体内部的手段，独自兑现只有借助集体和制度行动才可能完成的承诺。致幻剂在两个时代间扮演的角色变换，恰如一面镜子：它映出的，从来不是自身的属性，而是所处结构的诉求。致幻剂从未背叛任何人。它只是将人导向结构预设的终点。

  1. 参见 Martin A. Lee and Bruce Shlain, Acid Dreams: The Complete Social History of LSD: The CIA, the Sixties, and Beyond, rev. ed., New York: Grove Press, 1992, pp. 107–111, 126–150; Charles Perry, The Haight-Ashbury: A History, New York: Random House, 1984, pp. 146–147. ↩

  2. 参见 Mateo Sanchez Petrement, “Historicizing Psychedelics: Counterculture, Renaissance, and the Neoliberal Matrix,” Frontiers in Sociology, Vol. 8, 2023, Article 1114523, pp. 1, 9–11. ↩

  3. 参见 Vince Polito and Paul Liknaitzky, “The Emerging Science of Microdosing: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Low Dose Psychedelics (1955–2021)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ield,” Neuroscience & Biobehavioral Reviews, Vol. 139, 2022, Article 104706, pp. 1–2; Kim P. C. Kuypers et al., “Microdosing Psychedelics: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? An Overview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,” Journal of Psychopharmacology, Vol. 33, No. 9, 2019, pp. 1039–1041. ↩

  4. 参见 Michelle Priest, Beau Kilmer, Ben Senator, and Claude Messan Setodji, U.S. Psychedelic Use and Microdosing in 2025: Insights from a Probability-Based and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, Santa Monica, CA: RAND Corporation, 2026, RR-A4334-1. 调查采用 10,122 名美国成年人的概率样本并施加人口权重；955 万和 3.7% 均为裸盖菇素、LSD 与 MDMA 三类自报使用者去重后的估计，口径为过去一年“至少一天”，剂量与物质未经独立验证。 ↩

  5. 参见 Omer A. Syed et al., “Global Trends in Psychedelic Microdosing: Demographics, Substance Testing Behavior, and Patterns of Use,”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, Vol. 58, No. 1, 2026, pp. 18–28, esp. p. 21. 该在线便利样本包含 2,488 名每月至少微剂量一次的受访者；73.0% 将一般福祉、55.4% 将提高生产力列为使用原因之一，题目允许多选。 ↩

  6. 参见 Mark Fisher, “The Privatisation of Stress,” Soundings, No. 48, 2011, pp. 123–133. ↩

  7. 参见 Polito and Liknaitzky, “The Emerging Science of Microdosing,” pp. 1–2; Vince Polito and Richard J. Stevenson, “A Systematic Study of Microdosing Psychedelics,” PLOS ONE, Vol. 14, No. 2, 2019, Article e0211023, pp. 1–2. ↩

  8. 参见韩炳哲：《精神政治学》，关玉红译，北京：中信出版社，2019 年，“自由的危机”“福柯的困境”“治愈即杀害”及“大数据”章之“量化自我”。 ↩

  9. 参见 MentalBlock66, “First MD with mushrooms”, Reddit, r/microdosing, 2020-12-19; “I'm having trouble homing in on the best dose of mushrooms”, 2020-12-26; “Tracking depression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microdosing psilocybin”, 2021-01-18; “Microdoser needs opinions on safe first macrodose”, 2021-06-07, accessed 2026-06-14. ↩

  10. 参见米歇尔·福柯：《规训与惩罚：监狱的诞生》，刘北成、杨远婴译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3 年，第三部分“规训”。 ↩

  11. 参见 Fisher, “The Privatisation of Stress,” pp. 123–133; 韩炳哲：《精神政治学》，“自由的危机”。 ↩

  12. 参见 Priest et al., U.S. Psychedelic Use and Microdosing in 2025; Syed et al., “Global Trends in Psychedelic Microdosing,” p. 21. 两项调查分别支撑使用规模与自报动机；“主体姿态”是本文在此基础上的解释。 ↩

  13. 参见 Andrew_Rayen, “Did microdosing (mushrooms) help anyone with the severe physical/nervous system fatigue from SSRI withdrawal?”, Reddit, r/microdosing, 2026-06-08, accessed 2026-06-14. 症状、药物史和剂量均为发帖者自述。 ↩

  14. 参见 Fisher, “The Privatisation of Stress,” pp. 123–133; Sanchez Petrement, “Historicizing Psychedelics,” pp. 9–10. ↩

  15. Lee and Shlain, Acid Dreams, pp. 118, 129–130. ↩

  16. 参见 Kuypers et al., “Microdosing Psychedelics,” pp. 1039–1057; Polito and Liknaitzky, “The Emerging Science of Microdosing,” pp. 1–3; Polito and Stevenson, “A Systematic Study of Microdosing Psychedelics,” pp. 1–2. ↩

  17. 参见 Thomas Anderson et al., “Psychedelic Microdosing Benefits and Challenges: An Empirical Codebook,” Harm Reduction Journal, Vol. 16, 2019, Article 43, p. 1. ↩

  18. 参见 Aggravating-Gap-6381, “Feedback on my microdosing protocol - homemade tincture, split dosing, lion's mane + cordyceps stack”, Reddit, r/microdosing, 2026-06-09, accessed 2026-06-14. 帖中裸盖菇素含量为发帖者估算，而非实验室检测结果。 ↩

  19. 参见 Harriet de Wit et al., “Repeated Low Doses of LSD in Healthy Adults: A Placebo-Controlled, Dose-Response Study,” Addiction Biology, Vol. 27, No. 2, 2022, Article e13143, pp. 1–2; Balázs Szigeti et al., “Self-Blinding Citizen Science to Explore Psychedelic Microdosing,” eLife, Vol. 10, 2021, Article e62878, pp. 1–2; Kuypers et al., “Microdosing Psychedelics,” pp. 1039–1057; Polito and Stevenson, “A Systematic Study of Microdosing Psychedelics,” pp. 1–2. ↩

  20. 参见韩炳哲：《精神政治学》，“大数据”章之“量化自我”；Sanchez Petrement, “Historicizing Psychedelics,” pp. 9–10. ↩

  21. 参见 CampKetchup, “Updated Printable MD Tracker: Protocol Calendar, Baseline, Intentions, Daily Logs, Reflection (Optional ADHD Focus)”, Reddit, r/microdosing, 2022-04-14, accessed 2026-06-07. 所附 13 页 PDF 的元数据作者为 Emily Edwards。 ↩

  22. 参见韩炳哲：《精神政治学》，“大数据”章之“量化自我”及“治愈即杀害”。 ↩

  23. 参见 [deleted], “Microdosing unironically changed my life”, Reddit, r/redscarepod, 2022-11-14; reply in the same thread, accessed 2026-06-07. ↩

  24. 参见韩炳哲：《精神政治学》，“自由的危机”“福柯的困境”。 ↩

  25. 参见韩炳哲：《精神政治学》，“治愈即杀害”。 ↩

  26. 参见 Morgan Shipley, “Hippies and the Mystic Way: Dropping Out, Unitive Experiences, and Communal Utopianism,” Utopian Studies, Vol. 24, No. 2, 2013, pp. 232–263, esp. pp. 255–258. ↩

  27. 参见 Lee and Shlain, Acid Dreams, pp. 75, 107–111, 118, 126–139. Human Be-In 举行于 1967 年 1 月 14 日；“turn on, tune in, drop out”此前已经出现，故正文只写“公开传播”。 ↩

  28. 参见 Lee and Shlain, Acid Dreams, pp. 127–130, 144–145. ↩

  29. 参见 Lee and Shlain, Acid Dreams, pp. 127–130, 144–145; Sanchez Petrement, “Historicizing Psychedelics,” pp. 1, 9–11. ↩

  30. 参见 Lee and Shlain, Acid Dreams, pp. 145–147; Donald R. Wesson, “Psychedelic Drugs, Hippie Counterculture, Speed and Phenobarbital Treatment of Sedative-Hypnotic Dependence: A Journey to the Haight Ashbury in the Sixties,”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, Vol. 43, No. 2, 2011, pp. 153–164, esp. pp. 155–156. ↩

  31. 参见 Lee and Shlain, Acid Dreams, pp. 128–139. ↩

  32. 参见 Russell Duncan, “The Summer of Love and Protest: Transatlantic Counterculture in the 1960s,” Grzegorz Kosc, Clara Juncker, Sharon Monteith, and Britta Waldschmidt-Nelson, eds., The Transatlantic Sixties: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ounterculture Decade, Bielefeld: transcript Verlag, 2013, pp. 152–153, 158–161; Lee and Shlain, Acid Dreams, pp. 129–131. ↩

  33. 参见 Perry, The Haight-Ashbury, pp. 146–147; Lee and Shlain, Acid Dreams, pp. 149–150. 此处是象征性葬礼，不等于嬉皮士或反文化运动在该日整体终结。 ↩

  34. 参见 Sanchez Petrement, “Historicizing Psychedelics,” pp. 1, 9–11. Sanchez Petrement 同样强调，致幻剂的政治意义并非药物固有，而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语境；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化学路径与政治愿景。 ↩

  35. 参见 Shipley, “Hippies and the Mystic Way,” pp. 255–258; Duncan, “The Summer of Love and Protest,” pp. 160–161; Lee and Shlain, Acid Dreams, pp. 135–137. 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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